2007年10月25日凌晨，临沂市四院2楼。
22岁的女孩一边玩着手机，一边拾阶而上。前面是她的父母，一对年近50岁的夫妇。
“哗啦……”，突然，身后的铁门发出刺耳的声音，关上了。
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出现在面前，旁边还跟着五六个身穿迷彩服的少年，没等女孩反应过来，一群人就冲了上来，把她架到隔壁一个漆黑的小房间里。
她的父母平静地看着她被带走，平静地走下楼，平静地消失在她绝望的目光中。
痛苦的哀嚎声响彻整层楼，她的人生就此坍塌。
好几年以后，年轻的女孩已经不再年轻。
她和父母吵了一架，对年迈的父亲大打出手，眼里满是怨恨地说：“你们让我受尽非人的折磨，现在我让你们体会一下那种痛苦……”
女孩离开了家乡，来到陌生的大城市，开始新的生活，但深夜里，她总会被噩梦惊醒。
她始终忘不了那场经历，以及那个名叫杨永信的男人。
她说：“我是从地狱爬回来的人，从恶魔的手中侥幸捡回一条命。”
幸福童年的不幸
1962年6月，杨永信出生在山东临沂市河东区的一个农村。
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，一家三口靠着几分地勉强度日。
儿时的杨永信开朗活泼，经常和同龄的小孩一起翻墙爬树、下水抓鱼，是村民眼中不折不扣的调皮孩子。
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幸福，可那几年，他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幸福的存在。
杨永信原以为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甚至未来比现在更加美好。
然而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渐渐感受不到幸福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非议声。
据说，村里有一户人家和杨永信的父母关系不好，私底下不断造谣中伤他家，杨永信父母偶尔的矛盾吵架，也被捏造成“红杏出墙”。
小小的村子没有不漏风的墙，“杨家媳妇偷人”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。
谣言越传越广，越传越离谱，就连杨永信也无法幸免。
他发现自己逐渐被同学疏远，不仅玩游戏的时候没他的份，而且高年级的学生还经常以捉弄他为乐。
但事情的恶劣程度并没有就此停止。
只要杨永信路过别人家门口，各种污言秽语就会像狂风暴雨，毫不留情地打在他身上。
“哟，这不是贱人的孩子嘛，他妈不干净，生出来的儿子也是贼眉鼠眼……”
“喂，听说你不是老杨的种，你知道你亲爹是谁吗……”
有时杨永信走过巷口，一群闲得发慌的妇女指着他窃窃私语：“看这崽子的样子，就知道他妈不是什么好人……”
听着这些话，杨永信的内心愤怒得像即将爆发的火山，却迟迟无法喷涌而出。
三人成虎，当一句话传了千遍万遍，谎言也会变成真相。每每这个时候，总会有某些相信“真相”的人跳出来，用他们认为的“正确”方式，维护认知中的“仁义”。
大人们忙着“揭露真相”，于是小孩们便承担着这样的角色，他们戴上“仁义”的面具，肆无忌惮地惩罚坏人。
在父母一次又一次的“嚼舌根”下，年纪尚小的孩子也学得有模有样，他们把自己放在大人们的高度，继续传播着“坏人”的罪行。
而作为“坏人”的儿子，杨永信也被打上“需要惩罚”的标签。
他们在杨永信的鞋子里藏小针，撕烂杨永信的课本，在他的椅子上放图钉……
这些折磨，性格老实的杨永信都忍了。
唯独“抓虫子”这件事，让他始终无法接受。
学生们经常趁杨永信不注意，扒开他的裤裆，把从野外抓来的毛毛虫丢进去。
他被按在地上动弹不得，十几条虫子在腿部爬的触感，让他几欲疯狂。
一场恶作剧过后，众人哈哈大笑着离开，留下杨永信一人在原地抽泣，他恶狠狠地把腿上的虫子抖下来，用脚一个个踩死，一如他被别人踩在脚下的尊严。
杨永信并非没有尝试过“求助”，可每一次都没能成功。
告诉老师，说同学欺负自己，结果放学后得到了“惊喜大礼包”——被脱光衣服绑在沙地的树上；
和家人倾诉，但忙于农活的父母根本无心顾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反而认为他是在夸大其词，对着就是一顿臭骂。
杨永信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明明被欺负和侮辱，可人们却始终不相信自己的话？
疑惑充斥着他的整个童年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在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：“别人都说我病了，但我知道病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他们。”
人在绝望之时，往往都会用“不存在却又十分合理”的理由，抚慰自己的心灵。
看到那句话后，杨永信觉得自己找到了原因：人们之所以不相信他，是因为这些人都“病了”。
于是，他努力读书，立志要当一名医生。
他觉得，只有医生才能治病，才能决定别人的生死和悲喜。
渴望改变命运的杨永信
1979年，杨永信考上了山东沂水医学专科学校，成为那一年河东区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。
在那个年代，大学生的珍贵程度远比今天要高得多，哪怕只是专科，也意味着他有着一个不错的前途。
在外面见识到广阔的世界后，杨永信变了。
虽然他实现了当医生的愿望，但童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忘却，反而更加清晰，也让他越发痛苦。
为了彻底斩断过去，他甚至不惜与父母断绝往来。
童年是人生的底色，杨永信还是没能逃脱童年的影响。
大学三年里，他不停学习临床专业，研究精神病人，钻研心理学。
在同学眼中，他是当之无愧的学霸，把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；
在老师心里，他礼貌好学，不管是不是教过自己的老师，在路上遇到了都会主动问好。
谁又能想到，正是这样一个“三好学生”，却在日后成为令无数孩子闻风丧胆的“恶魔”。
这一切，都要从杨永信毕业后说起。
1982年，杨永信从大学毕业后，进入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。
尽管内心渴望有一番作为，可只有大专文凭的他，在进入医院后只是一个普通医生。
没有机会上手术台，只能给老教授打打下手。
杨永信不服气，靠着勤奋硬是拿到了医院进修的名额，在济宁医学院拿到了本科学位。
他知道，想要依靠这张本科文凭获得成功还远远不够，自己必须拿出更大的成就，才能在人才济济的四院站稳脚跟。
为此，他每天都沉迷在关于精神疾病的研究中，恨不得有震惊全世界的新发现。
一晃十几年过去，他日思夜想的研究成果，依旧没有到来。
虽然没做出什么斐然的成绩，但由于杨永信工作勤奋，他在医院的位置还是得到了提升。
日子在无趣中一天天逝去，杨永信以为自己会就此度过余生，但一个特殊患者的到来，却彻底打翻了他的计划。
那天，医院里来了个30多岁的妇女。
她一边拉着12岁的儿子，一边朝着医生哭个不停，嘴里还不断念叨着：“医生，你救救我儿子吧，你看看他得了什么病，救救他……”
好奇的杨永信走进去，几经询问后得知：男孩“患上了网瘾”，母亲实在没有办法，才拉着儿子到医院检查。
当时，国内互联网刚刚兴起，许多孩子沉迷其中，让家长们即不安又恐慌，以为孩子是得了奇怪的病。
医院的医生们对此也是束手无策，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和家长解释孩子身上的情况。
在那名妇女与医生的争执中，性格暴戾的孩子终于忍不住，打碎桌上的玻璃瓶。
狭小的接待室里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传遍了每一个角落。
这个声音，让原本抱着看热闹的杨永信彻底打开了头脑，也让无数孩子的未来碎了一地。
看着眼前的孩子，杨永信想起了自己儿时遭受的虐待，渐渐地，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重合在了一起，让他萌生了一个极为荒诞的想法：
“这是病，是精神上的疾病，我可以治他们。”
多年后，人们早已分不清杨永信的这个想法，是出于发泄童年不幸的扭曲，还是真心为了拯救孩子。
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他确实把想法化为行动，打开了地狱通往人间的大门。
恶魔脱下伪装，开始以狰狞的面目示人，而这仅仅是悲剧的开始。
地狱——十三号室
2006年，杨永信自立门户，成立了网络成瘾戒治中心。
他把“治疗”孩子的地方称为十三号室，外界则称其为“行为矫正室”。
那是个狭小的黑屋，冰冷的铁门似乎在诉说着其中的残忍。
里面没有什么高级配置，只有一张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医用床、一张椅子、一台仪器。
杨永信对外宣称：“不管多么无可救药的孩子，只要进了十三号室，都能重新走上正途。”
在他不留余力地宣传下，很快就有家长带着孩子找上门来，开始所谓的“治疗”。
父母眼中的“问题孩子”，只要往那张床一趟，不出半个小时，立马就会变成乖巧听话的好孩子。
于是，越来越多的家长闻风赶来，将自己不满意的孩子往十三号室里面送，如同回收垃圾般“回炉重造”。
十三号室也未曾让他们失望，一个个“不合格的产品”进去后，出来都变得完美无瑕。
荒诞而现实的一幕出现了：无数家长将十三号室视为“救命稻草”，认为是它挽救了自己的孩子。
然而，只有进去里面的人才知道，那根本不是什么“带着希望”的地方，连治疗都称不上。
那里，是赤裸裸的人间地狱。
而这一切，都源于那台被杨永信称为“稻草人”的低频电子脉冲治疗仪。
“电击”，是杨永信“治疗”孩子的手段，也是孩子们最为恐惧的噩梦。
每一个到那里的孩子，从来不是自愿的。
从最初父母骗上车，强行骗到医院，到后来直接一个电话上门“抓人”。
被带到十三号室的孩子，往往都会被绑在床上，摁住手脚、捂住嘴巴。
杨永信就坐在那张椅子上，拿着仪器，“和蔼地询问孩子”：“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吗？”
“我怎么可能知道……”
话音未落，杨永信就已经把仪器连接在孩子的太阳穴上，紧接着，一股强大的电流喷涌而出，幼小的身躯宛如被电到麻痹的鱼儿，不停地抽搐着。
这时，杨永信会“再给出一个机会”，他继续询问孩子：“现在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了吧？”
“因为我有网瘾。”
“你觉得你爸妈是不是为你好？”
“搞笑，他们分明就是想我死……”
孩子的话还没说完，杨永信就再次按下了那个疯狂的开关，这一次“宠幸”的时间，远比之前来得更长。
看着被电到神志不清的孩子，杨永信再次问道：“你觉得你父母爱不爱你？”
“爱，他们很爱我，你饶了我吧……”
害怕到语无伦次的孩子，像被抽掉骨头般乞求杨永信的原谅。
他不知道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：他就像毫无反抗之力的羔羊，杨永信“手握屠刀”，随时能让他生不如死。
当恶魔手握武器时，能做出多么可怕的事情？
这个“未解之谜”的答案，在十三号室里日复一日地上演着。
被迫成为宠物的孩子
研究表明，人体能承受的最大电流不到3毫安。
而杨永信在孩子身上所使用的电击强度，从5毫安到10毫安都有，甚至一些“极为顽固”的孩子，曾享受过一次70毫安的电击待遇。
那台“稻草人”也不是正常治疗的仪器，而是用于狂躁型精神病抽搐患者。
强大的电流固然可以治病，但往往也伴随着极度的危险。
就算是医术精湛的专家，也不敢轻易使用这台仪器，因为稍有不慎，就可能会导致患者有性命之危。
人类真正肆无忌惮地使用电击，是在90年代的欧洲屠宰场。
当时，工人们宰杀牛羊时，为了防止它们反抗伤到自己，通常都会事先把电击设备套在牲畜的头上，把它们电击到没有反抗之力。
但这种方式因为太过残忍，如今已经很少见到了。
时代的文明在不断进步，可杨永信却把带着“毫无人性”的标签的仪器，用在了同为人类的孩子身上。
换而言之，在他的心里，每一个孩子都是“畜生不如”。
有人被电到大小便失禁，哀嚎声传遍整层楼；
有人被电到短暂失去意识，双眼翻白不省人事；
甚至还有的孩子苦苦支撑，结果被电到额头出血，痛得指甲插进肉里。
有亲历者回忆道：“那种感觉就像有人拿着一根针，插在你的太阳穴上，反复无数次，让你想发疯，想哀嚎，可巨大的痛苦又让你什么都做不了。”
偶尔的折磨已经让许多孩子痛不欲生，但要说最让他们恐惧的，莫过于“全天大礼包”。
每当有孩子犯了“极其严重”的错误，或者不负管教时，杨永信都会抽出一天的时间，专门为他服务，美曰其名：“今天的十三号室，一整天都属于你。”
这一天，从早上6点到晚上九点，那个被选中的“幸运儿”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电击。
指甲盖里通电、太阳穴通电、脚底通电，哪个身体部位敏感，杨永信就会把哪里当成实验目标。
到最后，那个从“专场”出来的孩子，往往嘴角带着血迹，脸上没有血色，被其他孩子拖着，像丢垃圾一样丢在床上。
“只要不死，怎么弄都行；死了就当成运气不好。”
这就是杨永信的行事风格，一种残忍到没有一丁点人性的思想。
在他的手上，孩子们真正体验到了“什么是生不如死”。
为了活下去，他们只能被迫失去自我意识，成为顺从的“宠物”，以此求得“杨叔”的宽容。
特殊的治疗方案
与十三号室地狱般画面形成强烈对比的，是接待室里“父慈子孝”的感人场景。
杨永信深知家长是自己的“摇钱树”，因此，他特地制定了两种不同的“治疗方案”。
换句话来说，就是对孩子在暗地里实施电击，在明面上采用心理、药物和娱乐的做法。
每天下午4点到6点这段时间，杨永信都会把孩子锁在房间里写日记。
虽然日记是自己写的，可内容却是由他全程把控的。
日记的内容必须积极向上，必须感谢父母、感谢杨叔救了自己，必须说自己在这里收获了快乐和幸福。
晚上，杨永信会逐个检查孩子们的日记，一旦发现里面有着一点点悲观或者是不满，那个孩子就会立马被送到十三号室进行“二次矫正”。
除此之外，每周周末，杨永信还会要求家长参加活动，由他引导孩子朗读日记。
台上的孩子读得泪流满面，台下的父母感动得泣不成声。
时机一到，在杨永信的暗示下，孩子就会冲下讲台，和父母抱成一团，全家人抱头痛哭。
为了防止孩子精力过剩，杨永信还会给他们吃安眠药、镇静药等药物，让孩子长时间处在精神恍惚的状态；
而所谓的娱乐，无非就是一群孩子被强制聚在一起，唱着杨永信编写的歌曲，但里面所写的，其实是他自认为比天还大的“功德事迹”。
在恶魔的安排下，一幕幕“迷途知返，父慈子孝”的画面反复上演，让家长们信心大增，让杨永信的名气越发响亮。
父母们都以为戒网瘾中心还给他们一个健康的孩子，殊不知在杨永信的摧残下，原本健康活泼的孩子早已变成麻木的傀儡。
父母喜欢什么样的孩子，杨永信就将孩子变成什么样的“产品”。
而活在地狱中的孩子，唯一渴望的就是活着走出戒治网瘾中心。
在那里，接受电击治疗的孩子被叫做“盟友”；染上网瘾、走上歧途等不良行为被称为“走偏”。
被改造成功，活着走出戒治网瘾中心的孩子，叫“精品”。
他们是父母、杨永信眼中的优质产品，唯独不是一个人。
孩子的自我求救
和曾经臭名昭著的豫章书院不同，在杨永信的网戒中心里，父母是全程陪着孩子改造，吃住一起。
杨永信实行“加减圈”和现钱制度。
也就是说，孩子犯错，名字后面就会被画上圆圈，凑满五个圆圈后就会接受一次全天性电击，而家长犯错，同样也会被在名字后面画圈。
唯一不同的是，家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，仅仅是一个圈上交10块钱。
从某种角度上讲，家长犯错，花钱了事，孩子犯错，电击解决。
不得不承认，杨永信在把握人性这方面，有着极深的研究。
他通过这种“特殊对待”的方式，给家长造成一种“犯错受到的处罚很轻”的错觉，从而断绝了孩子逃跑的念头。
有孩子在深夜里向父母哭诉杨永信的罪行，但父母却不相信，毕竟自己都没感觉有多残酷，加上对方又是受过国家津贴的优秀医生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
孩子们泪流满面的倾诉，往往换来的却是父母让其早点睡觉的催促，以便明天准时接受治疗。
有的人眼见父母无动于衷，决定自己逃跑，他们假扮成家长，可还没走出房间就已经被抓到了。
“越狱失败”的人，会直接被送进十三号室，受到一整天的穴位电击，直至重伤昏迷，还会被杨永信从此拉进“黑名单”，时不时抓去电一电。
逃跑成了痴想，而自杀更是一种奢望。
有人喝洗衣液，被抓回去洗胃；
有人咬舌自尽，被杨永信扇嘴巴扇到牙齿脱落；
还有人绝食绝水，换来的却是被强行“喂饭”。
杨永信笑眯眯地对孩子说：“这里不会让你们死，你们敢有死的念头，我就让你们生不如死。”
孩子们怕了，更精确地说，他们除了怕以外，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向外展示的情绪了。
尽管许多父母不知道自己孩子的遭遇，但也有不少家长，在知道杨永信的恶行后，依旧选择对他无条件支持。
“只要能让我的孩子变好，什么方式都无所谓。”
“管他黑猫白猫，能抓老鼠就是好猫。”
“我只看结果，不问过程！”
甚至有的家长在知道自己的孩子想逃跑后，还主动举报孩子，帮忙将孩子抓回去。
家长的拥护成了杨永信最大的底气来源，他越发猖狂，下手的电击力度也越来越高，60毫安、80毫安……
只要父母不反对，他就永远不会心慈手软。
面对采访，杨永信“用心良苦”地说：“哪怕只能治好一个孩子，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情，为此，我愿意背负骂名。”
然而，事实却与他说的截然相反。
杨永信一边折磨孩子，一边又利用孩子收取高额的费用。
整个疗程下来，四个多月，每个月都需要6000多块钱。
家长们不在乎，高达98%治愈率早已遮蔽了他们的双眼，别说两万四的费用，就是十万、二十万，他们也舍得。
父母纷纷交钱，把自己不满意的“产品”交给杨永信回炉重造，换来优质的“产品”。
在一声声“都为孩子好”的感慨中，家长们迅速和杨永信完成了交易，一个花钱消灾，一个名利双收。
至于那些被主动忽略的孩子，则成为了牺牲品。
走不出地狱的孩子
就像杨永信走不出童年的屈辱，那些从网戒中心走出来的孩子，也没能逃离那场经历的阴影。
他们整日活在恐惧中，生怕不知何时父母会再次把自己送回“地狱”。
有的甚至满脑子都是憎恨，恨杨永信，也恨把子女当成产品的父母。
16岁女孩陈欣然，在杨永信的手里被摧残了100天，回到家后，她拿出藏了许久的绳子，把母亲捆成一团，将父亲刺伤，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。
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不到十分钟，让人怀疑她是否偷偷演练了无数次。
后来，陈欣然说：“那根绳子原本是我准备用来上吊的，但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，最后我还是决定把它留给“更需要”的人。”
这样的悲剧并不是例外。
来自东北的小伙阿信，被父母送进了网戒中心，在里面呆了好几年后，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烧了自家的饭馆，捅了父亲十几刀。
从“地狱”逃出来不到两天，阿信进了监狱，朋友去看他，问他后不后悔，阿信说：“不后悔，我在那个鬼地方待了好几年，之所以能熬下来，就是想亲手完成这几刀。”
父母固执地认为，只要毁掉孩子的健全人格，他们的未来就能一帆风顺，可他们到死都没想到，正是他们的错误想法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，也将孩子推向更加灰色的人生。
这些从网戒中心出来的孩子，有的患上了抑郁症，不敢出门与人交流；有的不敢结婚生子，孤独过日；还有的远离家乡，拒绝与父母相认。
对于他们而言，如今的自己不是原本的自己，他们的人生，早已死在了被骗进“地狱”的那一刻，死在了无数个绝望而痛苦的日夜。
他们是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，是父母眼中乖巧听话的孩子，唯独不是自己。
男孩二乐曾经也是“被治疗”的一员，6年多以来，他和父母的关系永远停留在了“仅限于问好”的地步。
二乐等了整整4年，才等到父亲一句迟来的“道歉”。
父亲认为那是一时冲动，可他从未想过，这种“冲动”给孩子造成的却是一生都难以抹去的伤害。
那段记忆成了所有亲历孩子内心最深处的伤痛，他们只有不去想、不敢想，才能不会感觉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。
看着眼前唯唯诺诺的孩子，父母们满心喜悦，可他们不知道，不是孩子变好了只是他们被迫带上虚假的面具，学会服从和迎合。
孩子是人，他们不是商品，不会过期，更没有优劣之分。
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就有自由发展的权利。
他们本拥有朝着天空生长的枝叶，可父母却二话不说将它剪得一干二净，还怪孩子不成才。
恶魔游走在人间固然可怕，但更可怕的是那些故意打开地狱之门，放出恶魔的家长。
谁又能该为悲剧买单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网上出现了这样的观点：只要杨永信消失，悲剧自然会结束。
但事实证明，人性的恶念并非全部出自一个人身上，只要某个群体的偏见没有改正，悲剧就永远不会结束。
杨永信只不过是第一个逃出地狱的恶魔，在他后面，还有数不清的恶魔同样游荡在人间。
那些年，和杨永信相似的“网戒中心”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，毁掉了孩子们的未来，甚至带走了他们的生命。
江西南昌戒治中心，16岁的王伟喝下洗衣液，侥幸抢救成功，后来死在了电击台上；
安徽合肥正能教育中心，18岁的李敖白天被罚在烈日下站立，晚上被用手铐吊在窗前，整个过程持续了40个小时，最终不幸身亡。
一个重点大学的法律学硕士想读博，父母不同意，想让他结束学业娶妻生子。
结果这名硕士被父母绑到网戒中心，送到杨永信的手中。
等到人们再次见到他时，这名高材生已经疯了，逢人便跪喊：“杨叔，我恨你”。
恶魔在人间摇旗呐喊，而为他们提供生存土壤的人，却是那些无知的家长。
正是因为他们的“欲望”，才会引来恶魔的窥探。人生的底色从来不是绝望，而是愚蠢。
因为本性愚蠢，所以我们会尽力去学习，去完善自己。
可对于那些把孩子推进十三号室的父母而言，他们始终不愿承认自己认知有限，甚至因此恼羞成怒，把所有的错都归咎于孩子身上。
有记者曾借着杨永信办活动的空隙，问询在场的家长：“觉得孩子是自己的，可以随意支配的，请举手。”
台下数十名家长纷纷举起了手，有的甚至还满脸骄傲。
记者感到难以置信，或许在那一刻，她才彻底明白：一个无知且自大的人，能造成多大的危害？
“孩子是我生的，从我的身体里出来，自然就是我的东西，我有权改造你，你必须服从我”，怀着这种思想的父母，和杨永信童年时捕风捉影的村民，又有什么区别？
儿时的杨永信独自受到了伤害，而现在，他变成了曾经自己为之厌恶的“村民”，甚至联合更多的“村民”，把童年时受到的伤害赋加在更多孩子身上。
网瘾始终不是根本问题，最重要的是孩子们为何会产生网瘾。
父母以为自己想到的、看到的就是真相。
殊不知，是他们对孩子的冷漠和忽视、把孩子当成发泄情绪的垃圾桶，才会导致孩子沉迷于游戏。
明明是父母满身问题，可他们却觉得是自己的孩子出了问题。
他们试图用暴力、说教去改造孩子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这个能力，于是父母开始求助外力，引来了“杨永信们”。
是父母给“恶魔”披上了外套，让他们在镜头下，洋洋得意地诉说着自己的丰功伟业，炫耀自己拯救了6000多个孩子。
而某些媒体的疯狂报道，更是将这种扭曲的“救赎”推上巅峰。
沉浸在这场狂欢中的人，又有谁想过，那6000多个孩子是否过得开心。
杨永信的现状
得益于孩子在网上的控诉，杨永信的恶魔面目才能被外界所知晓。
2009年，他的网戒中心被勒令关闭，那台毁掉无数孩子的“稻草人”也被扣留了。
人们本以为杨永信会受到惩罚，然而，他如今依旧混得风生水起。
2021年5月底，杨永信还出席了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大会。
在活动现场，他主持了精神科培训开班仪式，甚至成为指导老师。
杨永信还和朋友一起申请了“治疗抑郁症中药药物”专利，他对外宣称，这种专利的治愈率高达98%，十天内就能治好抑郁症。
听着这熟悉的话语，人们知道，那个曾经毁掉无数孩子的杨永信，又重新开始作妖了。
截至到目前为止，他还是现任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、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一级主任医师。
网上也有网友透露，说他今年9月份去临沂市四院拿药时，无意中得知了杨永信的近况。
在经历了“网络大战”后，杨永信似乎憔悴了许多，不过谈话间却是中气十足。
他依旧在研究精神疾病的治疗，只不过研究重心从“网瘾”转到了抑郁症。
可是，就算杨永信倒了又能怎样？
一个杨永信倒了，还会有千千万万个“杨永信”出现，接过他手中的武器，挥向孩子们的未来。
杨永信不只是一个人，他更是某些父母无知思想的产物，只要他们一天不停止对孩子的伤害，一天不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，“恶魔”杨永信就永远不会消失。
结尾
杨永信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人物。
有人说他拯救了很多误入歧途的孩子，是不折不扣的好医生；
也有人说他用尽心思折磨孩子， 少数的成功例子，不能掩盖那些被毁掉的人生。
是非功过，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。
但总得来说，杨永信在这场悲剧里，并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，人们更应该的，是那些把孩子送进戒治中心的父母。
诚然，这些父母都是抱着“救孩子”的目的，将其送到杨永信手中，但他们是否也应该反思，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走向歧途？
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，对孩子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教育学家洛克曾说：“孩子的心灵纯洁得就像一张白纸，能绘出任何风景。”
可是有些家长始终不明白，他们不是这张纸的拥有者，不能因为不喜欢，就把“纸”撕成碎片。
真正能决定在这种纸上画什么风景的人，永远都只有孩子本人。
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，但并非父母的复制品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活成什么样，任何人都无法替别人的人生做决定。
家长做不了，杨永信也做不了。
为人父母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多陪伴孩子，少一些自以为是的“为你好”，多一些平等的建议和关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