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西10岁男孩疑被生母和继父杀害，生父透露案件最新进展

社会热点2024-03-22 22:03:13佚名

“年前收到起诉书了，但还没有接到开庭通知，我也在等。”3月22日下午，大皖新闻记者联系上张某侨（化名）的生父张先生，他正在地里干农活。时隔多月，张先生提及此事，语气仍很沉重，"我一个农民，啥都不懂，只知道杀人要偿命。"2023年5月，山西运城10岁男童张某侨失联20天后被确认身亡，而犯罪嫌疑人竟是生母与继父。

图为遇害男孩生前的照片。

张某侨失联后被确认死亡一事，曾引发巨大的关注。临猗县公安局当时通报称，2023年5月23日找到失踪人员张某侨，已确认死亡。目前，犯罪嫌疑人谢某某、王某某已被临猗县公安局抓获，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

2023年7月20日，临猗县公安局将案件移送到临猗县人民检察院。10月12日，又被移送至运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。“之前移送至临猗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，因为案件涉嫌故意杀人罪，可能判处无期以上刑期，所以检察院改变管辖，又将案件移送运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。”张先生曾对媒体表示。

“去年11月我已经拿到了起诉书，但是现在还没有通知开庭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。”3月22日下午，大皖新闻记者联系上张先生，其告诉记者，自己接受了法律援助律师，也提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，现在也在等着开庭通知，但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罪名，张先生并未透露。

自从小儿子的事发生后，张先生情绪一直不太好，“没什么心情，心里难受，现在主要在家种地，其它的想等孩子的事处理结束后再说吧。”

在与张先生的谈话中，记者也获悉，事发后，两名嫌疑人的家属暂未联系其前来道歉或要求出具谅解书。

对于未来的审判，张先生表示，“自己是个农民，啥都不懂，只知道杀人要偿命。”在案发后，张先生也多次公开表示过自己的态度，要求重判两人。

此前，大皖新闻曾多次追踪报道此案。2023年5月4日，临晋镇居民谢某某向临猗县公安局报案，称其10周岁的儿子张某侨5月3日凌晨在临晋镇下豆氏村离家出走未归，请求临猗县公安局帮助寻找。

同年5月8日，临猗县公安局发布协查通报称，有线索请与临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联系，公安机关经核实后给予1万元奖励。

同年5月23日，“失联”约20天的张某侨被确认死亡，遗体系在继父王某某老家下豆氏村的墓地被发现。警方抓获的嫌疑人，是张某侨的生母谢某某和继父王某某。

此前报道

山西10岁男童遇害继父曾冲镜头痛哭喊话"要找到娃"

10岁的男孩靠墙站在空调外机上，对着屋内人哭喊“别打我”。同一时间，一根伸出窗外的长棍被挥舞着不停逼近孩子，连续拍打，男孩随即从5楼跳下。男孩的坠楼视频引起关注，2023年6月26日晚，合肥长丰县公安局发布通报称，坠楼男孩全身多处骨折，肺部挫伤，相关情况正在调查。

将时间指针拨回一个月前，山西运城，另一名10岁男孩的死讯也让众人感到震惊和愤怒。

五一假期过后，运城临猗县本地人的朋友圈、抖音都在接力转发“离家出走”男孩侨侨的寻人启事。5月23日，男孩遗体在其继父村庄周边的墓地被发现，男孩的母亲与继父作为嫌疑人被捕。

案发后，这个晋南县城中流传起不少关于侨侨继父王某虎的家暴过往，曾经的邻居们也在努力拼凑短暂相处中那些“可疑”细节。

2020年5月，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监察委员会、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，明确了履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义务的主体和情形。2020年10月，强制报告制度被列入新修订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成为法定责任。

到今天，《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》发布实施已过3年，但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难题。2020年5月至2022年3月，检察机关办理相关案件中涉案线索来源于强制报告的共2854件，发现应当报告而不报告案件1604件，推动追责299人。

孩子本该在一个安全、有爱的环境中成长，10岁男孩侨侨殒命前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如何发现并保护一个正在被伤害的孩子？

侨侨最后就读的里寺学校。王倩摄

独居的孩子

罗晓燕也疑惑过，为什么四年级的孩子一个人住。

今年4月，侨侨的母亲谢某多向罗晓燕租下了两间临街门面房，一年租金9000元。签合同的闲聊中罗晓燕得知，谢某多准备在这里开一个美容店。过了几天，罗晓燕看到一块红底黄字的“舞娘美颜”招牌挂了起来。

谢某多告诉罗晓燕，比起做生意，租住在此是为了方便孩子上学，儿子只要过条马路就能到对面的里寺学校。

入住后，罗晓燕却发现，隔壁的孩子总是一个人住，到了周五母亲才会出现。罗晓燕这才记起，自己早就见过这个总是独来独往的男孩。罗晓燕问过谢某多为什么放心孩子一个人，得到“十几岁了，锻炼一下自理能力”的回复，便不再多说什么。

拉起卷闸门，走进房间，很难看出一个10岁孩子的生活痕迹。出租屋里没有玩具、没有书本，只有一张不到一米宽的折叠钢丝床，再往里走是没有窗户的套间，右侧并排放着两张美容床，另一边则堆着用塑料袋套起来的药品、厨具和日用品，角落还有生父张岳买给侨侨的自行车。

谢某多租下的门面房就在侨侨学校的对面。王倩摄

这个春天起，赵宏发也发现，孙子赵卓的同学侨侨开始频繁出现在家里。

儿子和儿媳在南方打工，赵宏发和妻子留在临猗本地一边料理农活，一边照顾两个孙子。许多个傍晚，侨侨跟着赵卓一起回家。他会安静地坐在小凳子上等着赵卓吃完加餐饭。赵宏发邀请侨侨一同吃些，他都礼貌地摇摇头。“应该还是想吃的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呢。”赵宏发的妻子也会问起侨侨，一个人住怎么吃饭，他回答说，“我妈说了，一天三顿在学校吃饱，回到家没饭。”

有一回星期天，侨侨并没有被母亲接回村，他来赵卓家看电视，到了饭点便“知趣”地离开了。赵宏发问他回去怎么吃饭，侨侨回答说“吃馍馍”“有酱呢”。

赵宏发的妻子记得，侨侨只在自家吃过一个鸡腿。她去熟人家里吃满月酒，席面上一盘鸡腿没人动，她打包回来，晚饭的时候热了一下，那回侨侨没再客气推脱。

等到赵卓吃完饭，两个人就跑出去玩，再叫上住在同村的同学小宇。有时他们在房前的巷子里嬉闹，有时候会跑上村外的大路，村委会放露天电影时孩子们也会聚在那里。等到天色渐暗，同伴们各回各家，侨侨则回到那个空荡的屋子。

四年级第二学期以来，因为做同桌，小宇几乎是班里和侨侨最亲近的同学。小宇怕黑，他佩服侨侨敢一个人住，“我问他关灯了害不害怕，他说他有手电”。

即便家离学校只有几百米，放学时，赵宏发也要去接孙子，有时候他在地里侍弄果树误了时间，会接到班主任的电话询问。“你给他接回来，他再出去玩，心里就踏实了。”小宇母亲张雪娇告诉记者，家人每天都要接送小宇上下学。赵宏发和张雪娇猜测，侨侨不用接送，可能是家长和老师打过招呼。

“那个孩子看着有些孤独。”赵宏发说。有时，早晨6点多，他出来给孙子买早饭，会看到背着书包的侨侨提前1小时就坐在校门口的斜坡上等着上学。

谢某多告诉过房东罗晓燕自己的计划，五一假期过后她要对出租房进行装修，好让美容店早日营业。“但她说店开张了也不会住在这，孩子还是一个人住。”罗晓燕说。

侨侨送给同桌小宇的“水果刀”。王倩摄

“强制报告”规定的9种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形中包括“未成年人被遗弃或长期处于无人照料状态”。与法律规定强制报告的几类主体不同，邻里有权利报告而非义务。面对这个外来的孩子，他们抱有同情，也保持沉默。

赵宏发和妻子问起过侨侨父母的职业，“妈妈是走事的，爸爸是开车的。”问一句，答一句，男孩没有吐露更多。“他也没有说过他们是离异家庭，我们都以为是亲生父母，只是觉得把孩子一个人放着，家长有些不负责任。”

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宋英辉，是我国少年司法领域最资深的专家之一，他参与了最新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的修订工作。“让未满16岁的孩子独立生活，这是法律规定不允许的。这种无人照顾的情况也可以报告，问题是有关的主体是不是发现了？”宋英辉告诉上观新闻记者。

“拉黑”的离异夫妻

5月4日清早，罗晓燕看到谢某多坐在门前的台阶上，望着街对面的学校，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刚哭过。罗晓燕上前询问，谢某多告诉她，孩子丢了，想看看孩子的生父会不会把侨侨送来学校。

“我问她怎么丢的，她说是孩子偷钱，打了几下。还说平时打几下就回来了。”罗晓燕给谢某多支招，让她抓紧去调监控。

罗晓燕疑惑为什么不能给孩子的父亲打电话，谢某多告诉她，两人离婚了，对方不接自己的电话。罗晓燕这才知道，原来新租客一家三口是重组家庭。

这天上午10点多，侨侨的生父张岳接到了村长电话，得知小儿子不见了。此时距离自己上次见到孩子已经过去10个月。

2021年11月，张岳和谢某多离婚，大儿子跟着张岳生活，二儿子跟着母亲谢某多。

像许多农村离异夫妻一样，两人再无来往。离婚后，谢某多也再没有来看过大儿子。根据张岳讲述，自己不知道谢某多何时再婚，也不认识她的现任丈夫王某虎，对小儿子近一年来的生活并不了解。

2022年6月底，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时，侨侨告诉张岳，母亲已为自己办理转学。张岳说，此后自己去县城的几所学校找过，都没有找到人。“孩子原本有手机，但是那个号码停机了，就联系不上了。”

张岳告诉上观新闻记者，侨侨转学到县城后，因为想探望孩子，自己给谢某多打过几次电话，两人爆发了争吵，随后自己被谢某多“拉黑”，“人家说既然分开了，她已经成家，就不要再影响她的生活。意思是再去看孩子就是打扰她的生活。”“虽然看孩子是我的权利，但也要经过人家同意。”

“他也没什么爱好吧。”当记者问起侨侨的兴趣爱好时，张岳显得有些茫然。转学前，小儿子在临晋镇西关小学读书，张岳说自己曾经多次去学校探望，但见面多数是在学校熄灯前的洗漱时间，他没有发觉侨侨的神情有何异样，“给孩子送点吃的，每次就见十几分钟，晚上黑咕隆咚的，也看不清。”

时隔几个月，小宇妈妈张雪娇依然能记起别人提到父母离婚时侨侨的反应。有一回张雪娇遇见两个孩子一起玩，她随口问起侨侨一个人住在出租房的事，儿子小宇在旁边插话，“他爸妈离婚了”。“看着侨侨脸色马上就变了，特别阴沉，我都被吓到了。”张雪娇连忙解释，”侨侨你别生气，小宇是无心的。”

里寺村内部。王倩摄

侨侨最后出现的影像在临晋镇下豆氏村村口，监控记录下他下出租车后往家里走的画面。张岳查了下豆氏村临近几个村庄的监控视频，再无孩子的踪影。

侨侨失踪后，张岳曾经得到一条线索。他组织了20多个人去寻找。张岳打电话给谢某多想要通知这个消息，“给她打电话，她就在那里大吵大闹，说我以前也不管孩子，现在怎么怎么样。”

罗晓燕记得，在临猗警方发出协查通报前后，谢某多和王某虎回过一次里寺村的出租房。两人坐在门口的台阶上，向邻居们哭诉孩子还没找到。“那个男的（王某虎）说，孩子不听话，老是偷东西，这次又偷拿了七八百块钱。”一名男邻居建议两人去运城的网吧找找看，同时这位邻居又觉得可疑，“既然发现孩子拿了钱，为什么没有收走，小孩反而拿着钱跑了？”

随着时间推移，县城里流言四起。5月10日，有十几万粉丝的本地博主@ 国舅爷分别帮张岳和谢某多拍摄了寻子视频。见面时，戴着口罩的谢某多不怎么说话，一直在哭。侨侨的继父王某虎情绪激动，一边痛哭，一边冲着镜头喊话，“我是后爸，我澄清不了，我现在只有安安静静把娃找出来，才是对我最大的澄清。”

5月24日，一则警情通告，让持续发酵了大半个月的儿童失踪案终于有了定论，临猗县公安局于23日找到失踪人员侨侨，已确认死亡。犯罪嫌疑人谢某多、王某虎已被临猗县公安局抓获，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。

隐蔽的暴力

在“强制报告”写入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之前，2018年起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建立了“强制报告”制度。2018年至2020年三年间，萧山区检察院共接到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的线索38条，成案14件，其中性侵案件11件，其余2件是“虐待”，1件是“故意伤害”。华东另一城市人民检察院也在调研中发现，非性侵类案件的报告率较低。与性侵相比，暴力是更加隐蔽的侵害。

看到临猗县警方的通报后，曾经与这个重组家庭有过短暂相处的邻居们，开始努力拼凑那些不同寻常的细节，才发现也许孩子早已置身险境。

4月28日，五一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，里寺学校放学后，罗晓燕听到一墙之隔的出租房传来很大的响声。

“声音很大，喊一句，啪的一声，再喊一句，再啪的一声。” 罗晓燕听到训斥的声音来自男性。最初还有孩子的哭声，但马上被呵斥止住，剩下的只有分不清是用手还是用皮带抽打的声音。

罗晓燕也想过是否应该去制止，但又转念一想，“父母教育孩子是家事”，自己还是不要过问，更谈不上报警。罗晓燕反复几次提到，“谁知道，他不是亲爸啊。”

四年级上学期，侨侨住在离学校一公里多的奥运花园小区。老住户胡汉民记得，去年夏天最热的那段时间，每天早晨自己打完太极拳休息时，就能看到侨侨围着小区花园开始跑步。“孩子跑得特别快，有时候还会看一下手机，应该是给限制了时间。”胡汉民见过，有时候一个男人骑着电动车跟在后面，小孩边跑边哭。那时邻居们都以为，接受严格训练的男孩今后要走体育生的路子。

侨侨一家曾在临猗县城另一小区租住。王倩摄

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，下豆氏村一位在侨侨继父王某虎家附近的邻居介绍，王某虎脾气暴躁，有家暴倾向。这位邻居曾听王某虎的前妻抱怨，“王某虎打人不光用手，看见什么工具就用什么打”。

侨侨对同桌小宇吐露过自己的秘密。“他说亲爸对他可好了，后爸对他不好，他犯一点错，后爸就用皮带抽他。”小宇回忆。有一次课间，侨侨撩起上衣，小宇看到了他的伤疤，“他肚子上有一个可大的伤口，全班同学都知道。”

这学期侨侨曾经左臂骨折，打着固定来学校上课。“我问他胳膊怎么弄的，他说是从楼梯摔的，可我觉得不可能。”小宇说。搬到“舞娘美颜”之前，侨侨还在里寺村的另一处民房二楼短暂居住，小宇去过那里，“那个公寓的楼梯一节一节的，不可能摔成这样，除非是被他后爸打的。”

赵宏发见过侨侨左手手指骨折缠着纱布。问起缘由，孩子回答同样是从楼梯上摔下来。赵宏发没有过多怀疑，也没有继续追问，“他说手指头还要做手术呢。”在赵宏发妻子的印象中，骨折的同段时间，侨侨的脸上有伤痕，戴着口罩也能看到鼻梁上的淤青。

宋英辉告诉本报记者，立法时，他曾经建议“就近就急”的原则，“你离他很近，发现危险，或者是很紧急正在实施侵害，一般公民也应该报告，但后来觉得操作起来比较困难，法律没有规定。”

《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学校、医院、儿童福利机构、宾馆等机构的工作人员，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，必须向公安机关报案，如果相关人员、单位发现未成年人遭遇侵害的线索却不报告，将要承担法律责任。

本报记者曾前往侨侨最后就读的里寺学校，校长樊向平婉拒了采访。老师和医生在工作中是否发现了侨侨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，尚需要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在强制报告执行过程中，仍然存在着部分强制报告主体职业敏感性不强，履行报告义务情况不符合预期等问题。

浙江杭州检察院检察官曾在2019年对杭州市部分小学老师调研发现，八成的老师认为报告上级主管部门、报警会扩大事态的严重性，不利于儿童成长。

蔡志洪是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检察院的一名未检检察官。去年12月，在一起组织卖淫案中，她发现多名被性侵害的未成年女孩，曾因严重的妇科疾病在多家医疗机构就诊。接诊医生在发现这些未成年人受到严重侵害，且没有法定代理人陪同就诊后，并没有及时报警，最终8名医师受到处罚。当问到这些医生为什么不报警，他们回答蔡志洪，“不知道需要报警。”

为进一步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，引导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单位和人员依法履行报告义务，2022年5月7日，最高检编发了6起因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被追责的典型案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