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有两次重要的变法，第一次就是范仲淹的“庆历新政”，另一次就是王安石变法。众所周知，王安石变法是有积极意义的，他的变法如果成功实行，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北宋积贫、积弱的问题，有人甚至将他的变法视为北宋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，但王安石最终是失败了，他的失败有多种原因，但今天我们就从王安石的个人性格上来分析他的变法为什么会失败。王安石的个人性格有着两个重要的缺点，这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身上的缺点，这两个缺点，一个是“独”，一个是“急”。

一、王安石太独，打倒了任何一个反对他的官员，北宋从此没了监察

王安石做的事情叫做“变法”，既然要变，那就一定会有人反对，这再正常不过了。有的人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新法，有的人是因为没有充分理解新法而反对，有的人反对得彻底，有的人只是反对一部分。可是王安石对于有疑问的人采取一律打倒的政策。其实在王安石变法之前，北宋朝廷里那是集中了一批在古代历史上都非常有名气的臣子的，例如韩琦、富弼、司马光、苏轼、苏询等等，其中司马光对于新法是极为地反对不假，而苏轼等人却只是觉得王安石的一部分主张不可行，而另一部分的改革措施还是不错的。结果王安石不管不顾，将这些人一棒子打死，全部都调离中央。

更有甚者，王安石为了不让杂音再传入自己的耳朵里，对于北宋设立的专门提意见的部门御史台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。他竟然将御史台的官员一个不留，全部罢免，史称“一台尽罢”，这样一来使得北宋的监察机关完全失效。以致于王安石无论如何做，他所听到的只有赞同的声音，他自己完全陷入了闭目塞听的境地，无法自拔，大大增强了变法实践的盲目性。就算王安石都做对了，能力也超强，御史台的人能力差，理解不了新法，只会给变法添麻烦，可是王安石却没有想过，就算他是圣人，做的事样样都对，不需要监察，可当他百年以后呢？下一个掌权者也会样样都对，也是圣人吗？王安石完全没考虑到百年社稷。一旦开了这个先例，一旦有昏庸的掌权人上台又缺乏监督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其实也就是从王安石开始，北宋的权力缺乏制约，而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北宋亡国。

王安石为了自己变法的便利，将这批有能力又正直的臣子都打下了台，这样一来，他就必须选择另一批臣子来执行他的政策，这个时候，他能选择的就只剩下那些拍马钻营之徒了。这些人的确没有反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，但他们绝不缺乏自我意识，很快他们就学会了如何利用新法来为自己谋利，这就更败坏了新法，加速了变法的失败。这就是王安石的第一个性格缺点，就是“独”。

二、王安石要求变法立刻生效，导致官员在执行时粗糙应付了事

王安石的第二个性格缺点就是“急”，俗话说得好，事缓则圆，生活中的事情如此，更何况是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，那是因循日久，千头万绪。可是王安石却要求他的变法立马见效，短时间内推出了好多种新法，上到官员下到百姓是应接不暇，原来平静的生产生活倍受骚扰。青苗法、免役法、淤田法、方田法、保甲法等等，百姓和官员们往往还没弄清楚上个法是怎么回事，下一个法紧接着就来了。官员们天天学新法学政策，这就有点儿像现在有些公司一天到晚忙着开会、忙着汇报、忙着总结，弄得员工的本职工作都没有时间去干。

王安石很着急，急得没空让法律认认真真地执行下去，这也让很多本该对老百姓有利的法律，最终却变成了剥削百姓的新工具。就好比说青苗法，所谓青苗法是政府在农民青黄不接、无粮可吃的时候给农民发放贷款的一项法律，等到第二年丰收，农民有余粮，再将钱还给政府。如此一来，政府得到利息收益，百姓也能够度过灾年。想法本来是不错的，可是王安石的急让这项法律执行得那是相当粗糙，王安石很急，所以他给下面的执行官员下达了一个额度指标，每年必须贷出去多少多少钱，收回来多少多少利息。

老大在上面天天催，怎么办呢？下面的人自有对策，比如十户人家里只有一户需要货款，但是因为上面催得急，基层官吏也就不去调查这户人家到底是哪户，而是随便抓一户人家，要求这户人家贷款。到最后，地方政府执行青苗法就变成了强制贷款，强行收租，把额度指标完成了事。就好比公司里一个项目负责人五分钟一催十分钟一问，那下面的职工能把这个活儿干细了才怪呢。

结束语

王安石其实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，他是真正地能做到过目不忘，下笔千言的人才。但是任他是如何的大才，也只不过是青史上寥寥的几笔，真正值得我们铭记的是一个人越是大才就越要提醒自己戒独、戒急。

每个人都需要以他人为镜，来反思自己，并时刻调整自己的行为。而一个当权者太独，一味地清除异已，便很容易走向一个极端，并且无法察觉到自己的错误，最终导致一错再错。如果一个人做事太急，就会忽视客观条件，一味地以主观意识来推动事情的发展，违反了事物进展的规律，那就什么也做不成。

我们看历史不仅是要宏观地看，也要微观地看，看到历史人物伟大的一面，也要看到他们不足的一面，并从中进行反思。王安石变法失败对北宋来说，对他自己来说都是很可惜的，但也要明白虽新法是好的，但王安石如此推行，失败也是必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