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夜之间，上海一家三口全部锒铛入狱！大墙里，他们以特殊方式度过晚年

社会热点2023-10-24 13:49:10未知

她记得，丈夫杀人的场景。那晚，在自家客厅里，两个男人先是争吵、拉扯，继而动起手来。她上前拉架，也被卷入打斗。对方用木棍打得丈夫头破血流，丈夫夺过棍子，将对方一下拍倒在地。

男人的血在地板上汩汩地流，夫妻俩都没有上前，也没说一句话，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她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。直到晨光熹微，回到家的儿子被吓得直哭：“爸妈，怎么办？”当时56岁的她异常冷静：“装进行李箱，扔了。”

身材瘦小，眉眼带笑，如果在公园看见她，是那种你愿意多聊几句的大妈。但如今这一身囚服，很是扎眼。因为故意伤害罪（致人死亡），她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

在上海市南汇监狱，今年67岁的田丽（化名）讲起11年前犯下的罪行，神色平静。她的丈夫，70岁的陈勇（化名），就在同一面“大墙”里，距离她不远的监区服刑。

在这座集中关押老病残服刑人员的特色功能性监狱里，古稀之年也不特殊，目前的在押犯里，年纪最大的已近九旬。

重阳节，这对夫妻、这群老人，以回忆和忏悔、希望和憧憬的特殊方式，在这里度过。

上海市南汇监狱里的老年服刑人员

一

田丽说谎了。凶器不是木板，丈夫用的是榔头。有意无意，她会回避“故意杀人”这种描述，选用“不小心”“防卫”等词。而被害人与自己的关系，也只是“一起玩玩”。虽然，判决书上明明白白写着“暧昧关系”。

两男一女，婚外有染。到了监狱，田丽从不和其他服刑人员聊案情，怕别人对她有看法，会瞧不起她，骂她是害人精。

与其他监狱不同，铁窗间，一片灰白色的头发。穿着囚服的老年犯们，眼窝凹陷，眼皮松垮，眼球像蒙了雾。即便有外人走过，他们也很少抬头，默默做着自己的事：慢慢叠纸盒，贴着书看字，或者只是坐着……

刚接触“爷爷奶奶”辈的服刑人员时，年轻的民警多少都有纠结。“从道德层面，我对他们的犯罪行为深恶痛绝，但作为监狱警察，我有矫治挽救他们的职责。可从小受着尊老爱幼的教育，我又很难去教育比我奶奶年纪还大的人。”24岁的民警魏雅婷说。

资深的民警告诉她：“恨其罪，不恨其人；惩其罪、救其人。”

南汇监狱的板报

“一辈子老老实实，老了老了，怎么成了杀人犯？”田丽被捕后，反复问自己，好好一个家，到底是怎么被自己毁了的。

作为家中长女，父母去世后，田丽就成了“大家长”，尽心扶持弟妹。陈勇则是兄弟三人中最小的，从小备受照顾。20世纪80年代，他们一同被分配进工厂，做汽车装配和喷漆工作。儿子1982年出生，懂事听话。夫妻俩到退休都兢兢业业。“我得过先进，我老公当过班长。虽然偶尔吵吵架，感情一直挺好的。我们一辈子鸡都没杀过，履历上清清白白。”

开庭那天，田丽吃了好多保心丸。“我心脏没毛病，但真的太慌了。”杀人偿命，她做好了死刑的准备。一家三口商量好，只要判决里不带“死”字，就绝不上诉。最终，因为协助抛尸，儿子被判了三年，陈勇和田丽一个无期、一个有期。

儿子出狱后来探监，对着母亲一直哭，半晌没说话，憋出一句：“我恨过您，但也爱您，您对我的好我都记着，如果当初……”

可惜没有“如果当初”。再普通不过的一家三口，怎么都变成了服刑人员？亲友眼中的老好人，为何会锒铛入狱？那个夜晚发生了什么，是什么让他们跌入深渊？

“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没有认识那个人会怎样。”田丽想起了阿强，想起他在舞厅里的神采飞扬，想起他凶狠地逼自己离婚，想起他要260万精神损失费时的泼皮样子，想起沉默的丈夫怒不可遏，想起鲜血流满客厅，想起那个装尸体的行李箱……

在监狱，服刑人员每周要写周记汇报思想。田丽初中毕业走出校门后，打工、插队、上班，几乎再没提笔写过字。年过半百后，她在监狱开始重新学习。

在民警的教育下，她开始懂得，生命独一无二，不该被任何人轻率地抛弃。

二

早晨睁眼，陈勇躺在窄窄的单人床上，起身，把被子叠成豆腐块。

左右两堵墙边，各放着三张上下铺床，中间一排桌子。窗户下，一边是洗脸台，一边是便池——这是南汇监狱监舍的统一布局，上海市的监狱大多如此。

12床被单都是蓝白条纹，叠好的被子放在一头，白色的枕头在另一头。推拉门一拉，机械锁“咔哒”一声锁上。这个3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，就是服刑人员的全部生活区域。

重阳节教育活动

要说怨，陈勇不可能没有。妻子引火烧身，自己去灭火，却被烧得更重。今年中秋节，监狱特地为田丽和陈勇安排了一次亲情会见，但陈勇拒绝了。“他性格内向，极少说话，属于犯群里很不起眼的那种，但又有自己的坚持。”民警张钢说，陈勇几乎不主动联系妻子，催他才会动笔写封信。

打死阿强后，陈勇脑子一片空白。他和妻子一直枯坐，直到儿子下班，哭着求父母自首，他才回过神来。妻子坚持不报警，父子俩便把尸体装箱，放进了后备厢。陈勇开车，在夜色中一路向南，出了省界，他们才找了个偏僻的地方扔掉了箱子。

陈勇经常恍惚，那一夜怎么就能要了人命呢？虽然客厅就是“案发现场”，但此事就像房间里的大象，一家人默契地绝口不提。直到当地刑警接到报案，有施工队在作业时挖出了白骨，根据DNA比对，确定死者身份后，一切才真相大白。

刑期漫长。田丽还有两年就要出狱了，陈勇的刑期还剩17年半，如果身体允许，快90岁就能出去抱抱孙子了，但“那时候都是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了，不给抱了吧”。

他有时会想起，那个小伙子怎么样了，阿强的儿子，当时21岁。法庭上，阿强的七个兄弟姐妹冲着他们一家三口大喊“杀人偿命”时，他坐在一旁没有任何表情。

在思想汇报里，田丽写“好好改造，争取早日回到孩子身边。”陈勇写“认罪服法，弥补过错”。

一生忙忙碌碌，只顾着生活，从未想过审视内心。老年的牢狱生活，让他们不得不面对本心，做最后的整理与反省。

三

但对老年犯来说，未来不仅关乎刑期长短，还取决于生命的长度。来南汇监狱服刑的服刑人员，不少入狱时就已白发苍苍，有的坐着轮椅，有的生着重病。一双双手伸出来，都已皮松肉弛、遍布老年斑。

诈骗犯李某60多岁，患有强直性脊柱炎，全身只有右手还能勉强抬起来，吃喝拉撒都在床上，需要在其他服刑人员协助下生活。

“虽然关心他的病情，但他的罪行一点也不值得同情。”主管民警倪军华说。李某骗人时舌灿莲花，以提供建材为名，专骗老人的装修款，一单就是几十万。“60岁的去骗80岁的，将心比心，于心何忍？”

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和南汇监狱仅一墙之隔。服刑之初，每位老年服刑人员都做过检查，几乎所有人身上都有病，少则两三种，多则七八种。最常见的是高血压、腰椎间盘突出和冠心病。每天早晚吃过饭后，监狱组织他们根据监狱医院开具的就诊病历服药。

上海市南汇监狱里的老年服刑人员

结核病犯监区、精神病犯监区……分监区关押，也蕴含着监狱对这群服刑人员的用心。既是老人、病人，又是服刑人员，同时失去自由和健康，踏入监狱的那一刻起，有的人身心都处于崩溃边缘。

监舍的地上，盥洗室的瓷砖上，都是鲜红的血迹，点状、片状——身患结核病的服刑人员杨某又咳血了。民警倪超得知后，赶紧去询问情况，并把杨某扶上轮椅，推他去监狱总医院看急诊。

路上，杨某带着哭腔问：“倪警官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” 60多岁的杨某因毒品犯罪入狱，除了肺结核，还患有高血压、脑梗、冠心病等疾病。他身体差、刑期长、年龄大，总把“我反正活不出去，能过一天是一天”挂在嘴上。但真到了生死关头，还是掩饰不住害怕。

医生会诊后判断，这次咯血不是肺结核复发，而是咳嗽太用力，肺上的血痂掉了，才不断涌出鲜血。在护士和倪超的安抚下，杨某安定了下来。倪超这才发现，杨某的鲜血和呕吐物都沾在自己衣服上了。杨某冷静下来后哭着说，家人早就疏远自己，但警官却没嫌弃过他。

这些早已经内化为监狱民警的工作习惯。每周身体不适的服刑人员都会统一去监狱总医院看病；遇到服刑人员突发疾病，民警会第一时间将他们送到监狱总医院救治；对于病情复杂的服刑人员，也会及时联系社会医院送诊。在生死线上走过一遭的服刑人员，都发自内心地说：“感谢政府和警官没有遗弃我们这些罪人”。

常常有人不解，为什么要费心费力给这些服刑人员治病？为什么要对“坏人”这么好？“就医是权利，改造是义务。”南汇监狱党委书记、监狱长唐绍兴说，罪行自有法律审判，但生命权至高无上。

但付出也不总是会被理解的。某天凌晨三点多，70岁的服刑人员郑某上完卫生间，突发脑出血晕倒在地。值班民警李健按处置预案，立刻将其送往监狱总医院抢救，因为救治及时，他转危为安。

可服刑人员家属来监狱探望时，不仅没有感谢，反而质疑是民警不作为才导致服刑人员受伤的。由于狱内监控视频覆盖到位，清晰地还原了事情经过，才打消了家属的猜疑。“我们要时刻绷着一根弦，这不仅是对服刑人员和家属，也是对自己的负责。”

四

采访田丽那天，天气很好。在南汇监狱七监区的阅览室的窗边，斑驳的日光从窗口透进来，地面和桌上都是星星点点的亮光，窗外的树叶轻轻摇摆。

提起儿子和孙子，田丽望望窗外，语气里充满对未来的期待和怯懦。孙子刚上幼儿园，只知道爷爷奶奶都在外地，“我是个罪人，以后会继续赎罪。出去以后，我想帮忙带带孙子，希望媳妇不要嫌弃。”

对服刑人员而言，亲情永远是服刑改造的最大动力，尤其是人生进入晚年的老年犯。民警谢敏记得，有位上海籍服刑人员赵某，入狱时60多岁了。儿子贩毒被抓后，儿子的朋友请她帮忙送一包东西，结果一送过去，她就因私自携毒被当场抓住。她判了9年，儿子是无期。母子俩双双入狱后，老公绝望自杀。在入狱的第3年，她又查出患了癌症。

整个刑期，谢敏都是她的主管民警。家庭破碎，她恨自己，也恨儿子，一度丧失了继续生活的勇气。谢敏鼓励她：“你和儿子都只有对方这一个亲人了，你儿子好好表现，就有可能无期改有期，你必须好好活着，才能等到儿子。”

赵某听了进去。“等儿子回来”成了她生活的意义。刑满出狱后，她还定期给谢敏写信和打电话，感谢她维系住了他们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。

但不是所有服刑人员都那么听劝，换言之，听劝的人也很难会出现在这里，尤其是早已形成思维定式的老人。

服刑人员孙某在20世纪90年代因为杀人入狱，服刑20多年，出狱前，他跟主管民警熊佳明念叨：“我好亏，在监狱几十年，出去什么都没有了。像我这种人，政府就应该管管。”

熊佳明和孙某的孙子差不多年纪，但他很严肃地教育对方，“你出去第一件事，应该是去被害人的坟头，看看在墓前你还说不说得出‘好亏’这种话。不知道忏悔和自立，还想不劳而获，这样下去，难道你还想再进来吗？”

年轻时的选择，决定了老年的境遇。一步错，还能改，步步不改，只能越陷越深。20岁盗窃，25岁抢劫，冯某的人生几乎以监狱为家。65岁的年纪，他因猥亵罪最后一次入狱。刚入狱不久，因为严重的心脏病发作，被送去监狱总医院抢救。

病危通知单下发后，民警帮助他联系家人。但找遍了他所有的亲属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见他。亲弟弟说，因为冯某，全家人被村里人戳着脊梁骨骂，他们再也不想跟这个人有任何瓜葛了。

一个冷清的冬日早晨，冯某的火化室外面，只有几位监狱民警。年轻民警说，看着那个萧瑟的画面，百感交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