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宏观框架上，要有公益性机制的建立，切断商业化的趋利行为。其次，政府要建立基本的药物目录，在此基础上做两个工作：一是，要求医生对病人提供服务时，要尽可能提供成熟的、适宜的技术和药物，而不是把高精尖的技术和高新药物作为优选。二是，政府要确立临床路径和规范流程，对药物做一线药和二线药的区分(前者是便宜药，后者是昂贵药)，对待病人时，要严格遵照“一线药优先使用”原则。
至于医患之间的法律纠纷问题。应该认识到，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不可能完全解除的。关键在于，在处理医患法律纠纷时，既要考虑患者的弱势地位，也要防止医院顾及“反举证”而向病人提供过度的医疗供给。在病人与医院之间建立某种平衡。这种平衡的取得主要靠治疗上规范路径和规范流程的建立，并须符合基本的科学治疗精神。在此基础上，医院的治疗都按这个流程来，一旦出了问题，也不是医院的错。哪怕由此有适度的损失，但换来的是更大的利益和公正。
